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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天涯》杂志:从文学到思想的经典转型

发布日期:2020-02-29 12:16   来源:未知   阅读:

  《天涯》杂志的“改刊号”众星荟萃。在韩少功与蒋子丹的努力下,杂志获得了“北有《读书》,南有《天涯》”的赞誉。

  近年来,文化界一直流传着“北有《读书》,南有《天涯》”的说法,两种人文期刊都以思想、文化见长。与《读书》一创办就偏重于思想、文化不同,《天涯》起初只是一本名气不大的文学刊物,直到1996年改刊之后,才逐渐为读者所熟悉,继而声名鹊起。而主持《天涯》改刊的韩少功、蒋子丹都是作家,在编辑《天涯》的过程中,他们自身的思想也有一个从文学到“大文学”、“大文化”的观念转换。这种变化既有着鲜明的时代烙印,也与文化界的思想分化如出一辙。《天涯》的转型,也浓缩着中国社会、思想与文化观念的变化。

  著名作家韩少功、蒋子丹任首任社长、主编的《天涯》杂志,是国内目前负有盛名的人文精品刊物之一。其主要栏目有:作家立场、民间语文、特别报导、文学、艺术、研究与批评。主要发表社会思想批评、社会热点深度报道、文学艺术实验新作、民间语文资料(日记、书信、契约、启事等各种民间文体)等,是一本从普通百姓到作家学者都可以参与的杂志。

  《天涯》改刊之初,确立追求道义感、人民性与创造力的办刊宗旨,提倡“大文学”、“大文化”的办刊方向,刊发文章具有强烈的社会关怀、人文关怀。

  1995年年底,就任海南省作家协会主席的韩少功清楚地意识到,“我只能暂时接受这样一个环境,在这个环境下无法大破大立,充其量只能当一个还过得去的维持会长。‘大局维持,小项得分’,这是我当时给自己暗暗设定的工作目标。而协会下属的《天涯》就是我决心投入精力的‘小项’之一。”《天涯》是海南的一个老文学杂志,在20世纪90年代的市场竞争中每况愈下。到后来,每期开印五百份,实际发行则只有寄赠作者的一百多份,寄赠交换之后就放在仓库里,等着年底一次性处理。但主管部门觉得只要还出着就还行。因为卖刊号违规换钱,这个杂志已经吃过两次黄牌,内部管理和债权债务也非常混乱,每本定价四元的杂志光印刷成本就达到每本近十五元,杂志社一桩凶多吉少的经济官司还正待开庭。

  但韩少功对办好杂志信心十足,在上世纪80年代末,他和一些朋友曾把一本《海南纪实》杂志办得发行超过百万份。如他所料,《天涯》的山穷水尽使某些趋利者失望而去,正好使杂志社的调整获得空间。随后,他把《天涯》杂志当做作协的核心业务和工作重点,实现财力与人力的倾斜,使《天涯》的条件逐步改善。在主编人选上,韩少功确定了女作家蒋子丹,她以前是韩少功在《海南纪实》时的同事,也做过《芙蓉》的编辑,“是一台难得的实干机器。”韩少功说服她“出山”的理由是:“你不觉得纳税人的钱浪费了太可惜吗?”蒋子丹说,“这句话击中了我的一个弱点,那就是我对社会还残存了一分令某些现代人不屑的责任心和义务感。”她考虑几天后表示同意做主编,并提出条件———韩少功本人必须担任杂志社社长。

  由于蒋子丹是无党派人士,任命她当主编在当时完全是破格,也遇到一些阻力,但韩少功没有顾及这些。由于当时整个机关的房产都被前领导层租给了一家公司,编辑部连一间办公室都没有,开会只能借用外单位的一间房子,很像地下工作者的“飞行集会”。正是在飞行集会上,韩少功谈到了杂志改刊,要求《天涯》突破纯文学的范畴。

  蒋子丹就任主编之后,利用到各地参加签名售书活动的机会,在挎包里装上一叠《天涯》改版方案,向几乎所有活跃在文坛上的女作家组稿。在《天涯》启动之后,迟子建、张洁、王安忆、林白、铁凝、王小妮、翟永明、陈染、张抗抗等女作家先后给《天涯》寄来稿子,以至韩少功戏称,《天涯》该不会成了女作家专刊吧。

  在北京,蒋子丹见到了史铁生、何志云、张承志和李陀。张承志对筹划中的《天涯》抱有很高的期待,他说,门槛一定要高,不能让乌龟王八都进来。蒋子丹请他举几个够门槛的作家,他笑着点了几个人。蒋子丹掐指一算,除非这些作家的文章只供《天涯》发表,否则杂志肯定要开天窗。蒋子丹回忆,“在谈话的时候,我还是一个手里一篇稿子也没有的‘空手道’主编,谁知道有多少人愿意为一个白手起家的杂志拾柴烧火呢?张承志这么一说,倒是有点自投罗网的意思,于是我揪住不放,请他在创刊号上来一篇。”蒋子丹还邀请李陀担任了《天涯》的特约编审。第一期《天涯》的作者后来被报刊评论称之为超豪华阵容,史铁生、叶兆言、张承志、苏童、陈思和、钟鸣、格非、蒋子龙、戴锦华都名列其中,因此产生了很大的轰动效应。在头三期杂志的作者中,先后又有王小妮、冯骥才、吴亮、刘索拉、邵燕祥、周国平等著名作家和学者在《天涯》上露面。这使名不见经传的《天涯》引起了读者与学界的关注,《天涯》改版被《新民晚报》评为当年“国内文坛十事”的第二位,一份报纸还用整版篇幅来讨论“天涯模式”。由此,杂志改版的计划得到了初步实现。